张强医生:为什么每次跳槽都没有解除我心中的困惑?

发布时间:2021-10-13   来源:薄荷健康网  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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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强中国医生自由执业的代表性人物

主任医师,教授,硕士生导师。我国血管外科领域的知名专家,曾任职于邵逸夫医院。中国医生自由执业的代表性人物,中国首家医生集团(Dr.SmileMedicalGroup)创始人。

摘要

中国的公立医院,长期处于朝南坐的服务模式,体制内形成的服务意识,已经很难改变。一个缺乏公平竞争的医疗环境,会自己意识到问题所在而做出改变吗?

本文为张强2013年在《外滩画报》的演讲。

来源:“张强医生”公众号

1

一位患者的真实故事:他儿子(我)两个月的工资只够一次的血透

有一位老人,患了尿毒症。接受血透,一透就是五年。终于在某一天,等来了做肾移植的机会。

那是冬季的一个早晨,他的儿子早早赶到病房。虽然外面寒风瑟瑟,雪花飞舞,病房内也没有空调,但是父子俩的心里还是暖暖的。

因为家境并不富裕,血透一次的费用大概在五百元,而当时他儿子的工资只有两百多元。也就是说:他儿子两个月的工资只够一次的血透。

按照医生的推荐,每周三次血透的效果会比较好。

老人为了省钱,坚持减少一次血透。每周只有两次的血透,使得老人每次再血透的前一天晚上,就开始全身浮肿,整夜呻吟叹气。

一度,老人还时不时地透露出厌世的情绪。每次数小时的血透,他看着自己的血液在管子里不断地循环,如此漫长。他甚至觉得,他拖累了家庭。

这次移植的消息,无疑给他和家庭打了兴奋剂。因此,一早他就早早地披着大衣起床。

病房的一位护士拿来一件手术病号服,扔到病床上。说:“马上要去手术室了,你到走廊的厕所里自己换上衣服。”

老人拿了衣服。

过了许久,老人哆哆嗦嗦地从厕所出来,打了好几个喷嚏。在厕所外面等的儿子,赶紧给他披上大衣。

老人说:“厕所里很冷很冷,窗户上的一块玻璃也破了。为什么医院也不修一修啊!”

刚说着,医院的护工来接他,去了手术室。

儿子在手术室外面焦急地等待着。大概过了一小时,主刀医生从手术室的门里出来。医生无奈地告诉老人的儿子:“这次移植要放弃,因为手术中发现病人盆腔和肚子里的血管条件太差,无法做。”

事后,老人的儿子非常地惭愧和自责。

他后悔没有亲自陪老人一起去厕所给老人挡档寒风,他后悔没有在手术前好好地给老人检查一下肚子里的血管。哪怕给他摸一下脚上的脉搏,也许就会想到肚子里的血管有闭塞的情况,也就避免白挨这一刀。

可能大家已经知道,这位老人就是我的父亲,我就是病人的儿子。

我在行医的时候,都会想起这件事情,时时提醒自己:不要忽略病人的感受。

2

行医初始:第一次看到一家没有酒精气味、门诊大厅里摆有鲜花和植物的医院

如果在20年前谈现在的手机和微信,几乎是天方夜谭。几乎不会有人相信这玩意儿会挤掉电话机。

同样,人们很难预料到20年后的医疗是怎么样的。

我很幸运地看到,并亲历其中。

1992年,我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研究生毕业,有幸到当时还很有争议的浙江邵逸夫医院工作。所谓争议,是一家完全颠覆传统意义上的现代化医院突然出现在中国,从文化和观念上产生了激烈的冲突。

邵逸夫医院开张后五年是由美国琳达大学医学中心托管,从院长到科室主任、护理部主任都来自美国。当然也有许多从其他附属医院派来的中方专家。

在20年前,我们第一次看到一家没有酒精气味、门诊大厅里摆有鲜花和植物的医院。而那时候,老百姓心目中的医院形象是:上白下绿的墙壁,充满酒精气味。

曾经员工们(包括我)抱怨医院太浪费。在门诊大厅放置那么多盆景和植物,病房走廊里的灯大白天都亮着。

然而,美国院长说:医院的环境要比病人家里还要温馨,病人才会感到信任和心情放松,对疾病的恢复也有利。

在20年前,我们第一次懂得病床之间需要用布帘相隔开以保护病人的隐私。第一次知道检查女性病人的时候必须要有女护士在旁。而在当时,别说病床间的布帘,连有些国内著名大医院还有男女混住的病房。

在20年前,我们第一次知道应用偱证医学对于病人治疗结果的重要性。

说到偱证医学,我们的观念改变经历了一个痛苦的漫长过程。

一直我们的查房,说得最多的是:“以前我用了什么方法治好了一位病人,所以这个方法是好的。”这让美国医生很担心,因为个人有限的经验可能会误导年轻医生。正如一个人从三楼跳下没有死,并不代表大部分人从三楼跳下没事。

而经验性的行医理念,在中国还是根深蒂固。

在中国,治疗普通感冒的经验有上百种,除了输液、抗生素,还有搓手心、捏耳朵,甚至放血。而偱证医学告诉我们:普通感冒是一种自限性疾病,多饮水、休息,绝大多数会自行恢复。

也就是说:无论你是捏耳朵和捏屁股,感冒都会好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,过去我们觉得很新鲜的理念,后来也慢慢成了国内医院的常规。

我也慢慢地体会到:我们用来给自己找理由的所谓“文化和背景”,其实大部分只是处在不同的文明进程阶段而已。

3

三个理念

关于备皮

所谓备皮,就是手术前剃毛。

那时候,年轻医生如果在手术前一天忘记在病房给病人备皮,第二天一定是要吃批评的。

美国在70年代做了大规模的对照研究,结论是:手术前一天备皮,感染率比不备皮还要高。手术当天备皮的感染率最低。再做进一步的研究,发现使用脱毛剂或者剪毛,感染率比剃毛低。

而在中国的几乎所有医院,术前一天在病房用剃刀备皮非常普遍。更有甚者,做上腹部手术,也把下身刮得干干净净。

我当时看了许多这方面的文献,就斗胆在当天手术室里备皮。结果被投诉,挨了批评。原因是违反原则,而且搞得手术室一地毛发。

大外科主任和一位来自北京的著名专家(当时的副院长)都表示:他们经常去美国,从来没有见到过医生在手术室备皮。而且,我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美国的年轻医生,竟敢这样做。

领导在大会上点名批评了我。我感到委屈,因为我是根据权威教科书《TextbookofSurgery》上说的去做的啊!

后来我去了美国,才发现自己是对的,两位教授是错的:美国医生都是在手术室备皮。只不过他们没有把剪下的毛发搞得一地。

有人说,国人的体质中外有别。但很快这种说法被证实是错误的。

1996年,由浙江护理学会发起的有关手术备皮的多中心试验课题,重复了美国的研究。结果惊人地相似。

可是,我们已经落后了整整20多年!

至今,还有许多医院仍采用术前一天备皮的不良习惯。无知,或不愿改变。

关于输液

输液大厅,是中国特色。

去过国外医院的朋友都知道,医院门诊是没有输液的。

道理也很简单,除了急症需要快速补液,或是消化道无法进食的情况以外,能吃能喝的病人,为什么要输液呢?输进去的是生理盐水或葡萄糖水,和喝进去的没有任何不同,只是增加了输液的并发症。

而国内的输液大厅,越来越大,越来越豪华,有些地方还用上了航空椅,配上DVD,大有把输液进行到底的决心。

邵逸夫医院当初不设输液大厅,遭到了来自患者甚至医务人员的反对。不过几年后,不轻易给病人输液,最终反倒成了医院的好口碑。

可喜的是,国内越来越多的医院认识到这个问题,取消了门诊输液,只开放急诊和病房输液。

关于患者权利

下面的问题,常常摆在医生的面前。

患者被确诊为癌症,家属要求医生别告诉病人本人,对病人隐瞒病情。如果您是医生,您会怎么做?

一、向病人隐瞒病情的请举手。(全会场没人举手)

二,不向病人隐瞒病情的请举手?(全场3/4举手)

换一个提问方式:如果我是癌症病人,我是希望医生告诉我实情,让我做好一切准备后配合治疗呢?还是希望医生隐瞒病情,以致后来越来越怀疑治疗的效果呢?

有研究表明,家属往往低估了患者的承受能力。而受到隐瞒的病人,对治疗的配合比知情的病人要差,承受的痛苦更多。甚至出现了对家人、对医生的信任障碍。一旦失去信任,治疗就会变得非常困难。

除了知情权,病人权利还体现在隐私权上。

美国医生们反复要求中国的年轻医生,不要在公众场合,如电梯,过道上讨论具体病人的病情。至今,邵逸夫医院的电梯里还贴着提醒的告示:请不要在电梯里讨论病情。

时隔20多年,我们有多少医院可以做到?有多少医生可以做到?

4

困惑:中国医院平台的影响,远远超过医生品牌,这不符合患者的利益

怀揣着建立一个理想的独立血管外科的梦想,2002年,我从三甲附属医院---邵逸夫医院辞职。

当时有两个选择。一是去浙江省人民医院(三甲)组建血管外科,二是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(二甲)组建血管外科。

冲着后者院长的发展热情和开拓精神,我放弃了三甲医院做血管外科主任的机会,来到当时规模较小的杭州市第三医院。

从三甲医院跳槽到二甲医院,自己石沉大海。第一个月内几乎没有病人来看我的门诊。因为没有人知道你去了哪里,也没有人知道你有多优秀。

那个时代,跳槽对于医生来讲,真的是件非常艰难的事情。

就仅仅一个月前,我还是邵逸夫医院的副主任医师,硕士生导师,来找我看病的患者门庭若市。

我深刻意识到,中国医院平台的影响,远远超过医生品牌。老百姓在信息缺乏的情况下,看病只能找医院,而不是找医生。

但我认为,这不符合患者的利益。设想一下,在一个名气够响的三甲附属医院,不管你的医疗技术高低,只要您坐在诊室,病人蜂拥而至。这正常吗?

我开始用在邵逸夫医院学来的理念为每一位患者服务,并且在科室推出“医患沟通制”。良好的医患关系,加上治疗技术上的不断创新,通过口碑和互联网传播。

仅仅两年时间,在卫生局的支持下,成为了杭州市血管外科中心,属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血管专科。

后来,有些上海病人赶到杭州来找我看病。我很惊讶,上海的医院高手如林,为什么要跑到杭州呢?

我有了想法,为什么不可以把自己的理念和技术,在上海建立血管外科呢?

于是,在2007年,辞去杭州市血管外科中心主任的职位,加盟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。在医院领导的支持下,建立了血管外科。我的医生团队很快在病人中建立了口碑,在好大夫在线的病人投票排名中位居血管外科首位。

渐渐地,我又无法解决一个瓶颈。

我们的价格体系,严重地低估了医生的劳动价值。在一个手术中,如果不用药和检查,医生的收入很难保证。而过度医疗,又是违背我的原则,损害病人的利益。另外,病人的挂号预约也是我的心病。

我们的特需住院病人占了全院的大部分比率,收入也有很大的增加。但是,手术医生的劳动回报,靠豪华的病房费拿出一部分来补贴,这让我的内心并不安。如果靠药品的灰色收入来弥补,一是损害患者利益。二是有损我的团队品牌,这是我不愿意见到的。

作为科室主任,我觉得对不起手下的医生们,没有给予他们有尊严的工作回报。我再次感到无助和迷茫。

偶然的会诊机会,让我了解到私立医院。

一位从菲律宾慕名而来中国的静脉曲张患者,他的一条腿是在公立医院做的手术,另外一条腿的手术,是在私立医院。

她把两次经历做了一个比较:

她说,为什么第一次手术,我被脱光衣服躺在手术台做麻醉时,听到来来往往与手术无关人员的说笑声。当时我就有种羞辱感。为什么,在我躺在手术台上才要求我麻醉签字,手术过程中还听到护士在喊找麻醉医生。

而在私立医院,您作为主刀男医生,在麻醉的时候,都在室外回避。麻醉医生在手术前和我足足沟通了半个小时,在整个手术过程中,和我谈心放松我的紧张情绪。

她问:虽然主刀医生是同一位,为什么给我的感受如此不同?虽然私立医院价格高,但是我更愿意接受。

其实我心里明白,中国公立医院的医生,工作好似走马灯,一刻不停。他们很努力,但也无奈。

中国的公立医院,长期处于朝南坐的服务模式,体制内形成的服务意识,已经很难改变。一个缺乏公平竞争的医疗环境,会自己意识到问题所在而做出改变吗?

5

思考:为什么每一次跳槽为什么都没有解除我心中的困惑?

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:我的梦想到底是什么?为什么每一次跳槽为什么都没有解除我心中的困惑?

我的理想,难道就是主任医生、教授?难道就是查房的时候被前呼后拥?难道就是让病人半夜起来排队挂号?难道就是学术会议上坐上主席台?

我想起小时候的一件事。一次无意中在柜子里看到一只大皮包,母亲告诉我,将来你长大了做医生,就带着这个包去出诊看病。我还想起我在医学院毕业留言上写下的人生追求:做最好的医生

是的,做一个纯粹的医生!这个梦想一直就在我的潜意识里。我的每一次跳槽,都是这个梦想在引导我。也正是梦想和现实的落差,困惑了我。

6

行动:在这里,病人的一切待遇等同于我的家人

在这里,所有的门诊和手术都是预约制。病人可以从容地安排好自己的生活和工作,在预约的时间赶到医院就可。

在这里,医生可以有半个小时的时间,仔细询问病史和研究病情,对病情的治疗方案作个体化的设计。主刀医生会用最先进的设备亲自定位血管的病变。

在这里,因为手术和麻醉技术的不同,静脉曲张病人无需住院和使用抗生素,术后3个小时可以行走回家。

在这里,病人的一切待遇等同于我的家人。不用托人开后门,不用送红包,不用担心联系不到医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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