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术还是保守治疗，如何避免做出危险的决定？

每天，数以千计的人都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：我到底应不应该吃某种药,进行某种治疗？为了医治疾病，患者要在不同的治疗手段中抉择。但为什么面对同样的手术结果，有的人懊悔不已，有的人却可以坦然接受？如何避免做出危险的决定？在《最好的抉择》中，作者为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。

丽莎·诺顿是一名42岁的对外英语教师，她沿着走廊快速前往教室，就快要走到门口的时候，她突然感到脚上像刀割一样痛。

这是8个月之前的插曲了。那个时候，骨科大夫给丽莎的脚做了检查，拍了X光片之后告诉丽莎，她的第一节跖骨关节长了骨刺,此外还有腱鞘囊肿和关节炎。医生说：“你的病情需要做手术，患处的老化非常严重。”医生解释说，他不仅要把骨刺和囊肿摘除,还要放进两根钛螺栓，再把临近的两块骨头融合在一块儿。

丽莎认识很多患有关节疼痛的长跑运动员，这些人在接受可的松注射之后症状都有所缓解。于是，丽莎问医生，她是不是也可以进行这种类固醇的治疗。

医生断然说：“那种治疗对你没用。”

但是丽莎强烈要求医生给自己注射可的松，事实上也确实产生了疗效。不过8个月后，疼痛又回来了，医生要求丽莎接受手术。而为了几周周的欧洲旅行不被影响，丽莎说：“我还是想再打一针可的松。”

医生顿了顿之后一字一顿地说：“我这次可以帮你打，但是这治标不治本。我们还是得安排时间做手术。”这话在丽莎听来，就像医生在教训一个不听话的孩子，不过她还是同意了。

丽莎和女儿的欧洲之行就跟她们设想的一样美妙。虽然每天丽莎都会站着或者行走好几个小时，但是她根本感觉不到任何不舒服。但是手术已经安排好了，所以当丽莎旅行回来后，她还是回到医院做了术前检查。

丽莎对护士说：“你知道吗，我的脚现在感觉非常良好。我在想我现在是不是真的需要做这么大型的手术?”

护士原来还在对照清单，听到丽莎这样说便抬起头来，奇怪地看着丽莎。她说:“你应该跟医生讨论这个问题,而不是对我说。”她的同事也建议丽莎跟自己的医生好好谈谈。

在我们采访丽莎的时候，她总是想起这一段段对话。她说:“我觉得我当时非常害怕直接面对我的医生，他说话冷冰冰的，对于自己说的话似乎非常坚决。我也的确试图相信,他知道什么是最好的。”

于是丽莎进行了手术，术之后第二天，外科医生给丽莎打电话,说根据术后X光片显示,手术“不太成功”。看上去似乎螺栓没有正确咬合，所以丽莎只好又进行了第二次手术。

4个月之后，我们又采访了丽莎。她说：“现在，我的脚成天都在痛，我根本没有办法好好走路，而且我的髋部也开始痛了。”她现在上课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办法站着，一切家务都只好由丈夫和女儿分担。现在的丽莎·诺顿灰心丧气、痛苦不已、懊恼万分。

卡尔·辛普森是一个长跑运动员，跟许多其他的运动员一样,卡尔的膝盖也磨损了。后来他接受了手术，跟丽莎类似，手术效果也不理想，但是卡尔一点也不后悔。

大约是在40岁出头的时候，卡尔开始感到自己的左膝隐隐作痛，几个月之后，疼痛越来越严重。医生告诉他,他膝盖里的软骨磨损较为严重，之后外科医生对卡尔进行了关节镜手术。

卡尔告诉我们：“我当时的手术非常成功。手术结束之后几周，我又可以跑山了。”

手术之后8年,卡尔不知道又跑了多少公里，但他忽然之间又开始感到膝盖疼痛，不过这一次是右边膝盖。于是卡尔又回去找到8年之前给自己左膝做手术的骨科医生,他向医生描述了他右膝的剧痛。卡尔说：“我现在已经准备好进行第二次手术了。”

医生仔细地盯着电脑屏幕看，他是在研究卡尔的膝盖X光片。医生解释说：“你知道,当年我为你的左膝做手术的时候，你膝盖里面好的软骨要比现在多得多。现在，你的右膝老化非常严重。有的地方基本上骨头挨着骨头了。所以，关节镜手术的效果可能不会太理想。”

医生向卡尔推荐了保守的治疗方法，同时建议保持一个较长的观察期，这在根本上帮助卡尔降低了他的情绪温度。如果我们的身体不像之前那样痛苦了，我们便能“冷却”下来,也会更加深思熟虑地来做决定。

不过，在两个月的保守治疗之后,卡尔的痛苦指数基本上没有下降。于是卡尔又回到外科医生那里，医生对他的膝盖进行了核磁共振成像检查。然后这两个人又碰了一次面,医生想跟卡尔再讨论一下如何治疗。

卡尔特意向医生要来了各种不同治疗方法的数据,从而量化了不同方法的风险和益处。卡尔说，他相信这个医生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提供了相关的数据，找到了很多研究结果，比较了保守治疗和手术治疗之间优劣，还把这些数据打印出来给了卡尔。

卡尔说：“我看不到物理治疗对于缓解我现在的症状还能够有什么帮助，毕竟，我的软骨都已经严重磨损了。”医生告诉卡尔：“我能做的也就这么多了。现在你的膝盖基本上是骨头挨着骨头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能够做的非常有限。”卡尔非常感激医生的坦率,他也觉得这是他现在唯一的选择了，他没有犹豫，毅然决然地选择进行手术。

手术之后几个月,卡尔告诉我们：“我的长跑生涯已经结束了。手术并不成功。现在我的膝盖还是非常痛。”尽管手术效果非常差，但卡尔说他其实没有什么好值得后悔的。

手术结果不完美是很常见的情况。哪怕主刀医生水平再高，护理人员和医院的素质无可挑剔，谁也不能保证病人一定能够获得满意的手术效果。丽莎和卡尔都了解手术的风险，但究竟是什么因素，导致了其中一个人懊悔不已，而另外一个人却丝毫没有这种感觉?

1.积极干预更容易后悔

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的研究者阿莫斯·特沃斯基和丹尼尔·卡尼曼是“后悔”领域的早期研究者，他们在这方面的开创性工作奠定了现代认知心理学的基础。当时，他们主要研究的是人在金钱方面的后悔。

在一次实验中，他们要求实验对象设想两类不同投资者的感觉。实验的设定是这样的:最近一只股票的价格下跌了，在此之前，一位“积极的”投资者刚刚买入了这只股票,而另一位“消极的”投资者之前就买入了这只股票，他什么都没做，只是把这只股票留在自己的投资组合里。绝大多数的实验对象都认为，那位“积极的”投资者会因为自己最近的买入行为而感到更加懊悔，持有这样观点的人超过90%。于是，特沃斯基和卡尼曼得出结论,比起消极的等待而言，如果近期的干预结果非常糟糕，那么人们会感到更加懊悔。

虽然这个实验是关于投资的，但是它也为人们认识医疗决定提供了一个新颖的角度。亚利桑那大学的认知心理学家特里·康纳利通过观察证实，如果一个人采取了某种积极的治疗措施，而效果非常不理想，他会感到更加强烈的自责和持续的悔恨。我们已经看到，丽莎和卡尔两个人其实都选择了积极的医疗干预。

2.后悔取决于之前的经历

以马塞尔·兹伦伯格为首的一个荷兰研究团队发现，病人之前的经历对于他是否会后悔也有影响。这些研究者在体育领域进行了这方面的实验。

实验假设一个教练在球队出场之前临时更换了出场队员的名单，之后他们输掉了比赛。结果显示,教练到底有多后悔取决于他的队伍之前的表现。如果他的队伍一直是赢的，那么临时更换了出场阵容的教练肯定会感到深深的懊悔；反之，则不怎么会后悔。

荷兰研究团队进行的体育实验对于丽莎和卡尔是有现实意义的。丽莎的可的松注射取得了很好的疗效，在巴黎的时候，她可以每天连着走好几个小时都不会感觉到疼痛。这就相当于实验中之前一直赢的队伍。所以，当她更改“出场阵容”，摒弃帮她取得胜利的可的松注射疗法，转而采用全面手术的治疗方法后，一旦她的队伍“输了”，她肯定会感到非常后悔。

而从另一个方面看,卡尔的队伍“一直都在输”,他的痛苦指数一直都很高，所以就算他的手术同样没有成功,他却没什么后悔的。

3.遵照自己的思考方式做决定

康纳利和他的研究团队发现，如果手术效果不尽如人意，病人最后悔的很有可能是考虑做手术的过程。丽莎的手术失败了，而她最后悔的其实就是当时做的决定。她不断地回忆当时的种种情形，自己和医生、家人、朋友的谈话过程以及自己思维方式的转变过程，想要找到自己明明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。

去欧洲旅行之前，丽莎感到自己好像跟医生达成了一个“协议”。丽莎告诉我们：“医生同意给我进行可的松注射,但是前提条件是我从欧洲回来后要安排手术。”丽莎感到，如果她回来之后改变主意,就像是背弃之前做出的承诺。很多患者都有类似的感觉,他们都不太愿意让自己的医生失望。因为有这种想法，最终丽莎的决定偏离了自己常规的决策过程。

卡尔·辛普森的情况又如何?对于手术结果，他也是非常失望，但并不后悔这个决定。对于决定做手术的过程,卡尔还是感到比较满意的:“我的外科医生了解我的思维方式，对于我的问题,他都给出了答案。”卡尔笑着说。

在对医生的建议疗法有疑问时,要勇敢向医生说出自己的想法。

有时医疗决策过程完全没问题,但治疗结果也可能不理想。

医生应多鼓励病人去探索并说出自己的医疗偏好。

当自己不确定时不妨带个家人或朋友,他们能更客观些。

以上内容摘编自《最好的抉择》